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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再生能源成長3倍，台灣須借助全球科技突破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只有透過包容性合作，「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地球，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永續的未來」。

曾厚仁指出，聯合國氣候峰會11月30日在杜拜開幕，120多位世界領袖和官員齊聚一堂。今年締約方會議展現的領導值得紀念，但應對氣候變遷和減輕脆弱國家遭受的不成比例損失和損害，仍需多方努力。曾厚仁表示，台灣的承諾不僅限於技術成就，還延伸到與氣候脆弱的盟友真誠合作，渴望在建立一個有復原力的全球社會中，扮演有意義角色。她表示，這次去杜拜參與COP28，「就是外交部失能、不當責」，她去過紐約的聯合國安理會，拜訪許多聯合國大使，具備國際視野與見識，非常清楚聯合國運作，「這次他們（外交部）做的就是有問題」。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投書：「縮小全球氣候行動差距，台灣扮演重要角色」 加拿大政壇重要媒體《國會山莊時報》（The Hill Times）在COP28閉幕前夕刊出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投書，標題直指「縮小全球氣候行動差距，台灣扮演重要角色」

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投書：「縮小全球氣候行動差距，台灣扮演重要角色」 加拿大政壇重要媒體《國會山莊時報》（The Hill Times）在COP28閉幕前夕刊出駐加拿大代表曾厚仁投書，標題直指「縮小全球氣候行動差距，台灣扮演重要角色」。只有透過包容性合作，「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地球，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永續的未來」。我們常用智力商數(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 IQ)和情緒商數(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EQ)作為衡量一個人實力的指標，但現在除了這兩者以外，還有另一項重要的能力，是身在全球化時代下的我們都應該知道的─文化智商(Cultural Quotient，CQ)。

二、認知型文化智商(cognitive CQ) 指的是本身對不同文化知識的學習與了解程度，包括經濟、法律、政治等。有較高認知型文化智商的人，取得新文化知識的能力較強，也可以更有效的運用知識去理解當下的情境。不會講、不能靈活變通也只是徒勞。Photo Credit: 維基百科 那麼要如何運用文化智商，才能在跨國合作的職場上無往不利呢？比方說，華人在交談時，有時候為了拉近關係，很容易會有一些肢體動作，為的是能與講話的一方更靠近，也是一種友好熱情的展現。

要成為職場的搶手人才，簡單來說，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對文化的基本背景要有一定的了解，還要具備能觀察或解讀特定情境的用心，最後才能以恰當的應對技能，找出適用於跨文化環境中的行為模式。有較高行為型文化智商的人，會因為表現出符合該文化期待的行為，而較容易被群體接納。

什麼是文化智商呢？簡單來說，就是能夠跨越界線，在新文化中發展的能力。但在西方的文化中，習慣在交談的時候保持一個personal space（個人空間），才會感到自在，但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文化智商，就很容易會在社交場合中做出失禮的行為，造成對方的反感在中國的日本人為何被捕？在習近平年代，什麼是「國家機密」？這統統是令在日華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他亦曾在日本慶應大學、北海道大學擔任訪問學者。

直至2016年被捕、判囚6年的鈴木英司於2022年回國開記者招待會，2023年出版《中國拘束2279日》，公開監禁經過、判罪書與監禁期間見過的人。與董共進午餐的日本外交官也被帶走，一度被拘留。據日本防衞研究所委員橫山恭三7月的統計，已有11人服役回國，其中1人服役期間病逝（詳見表）。文：陳進源 2023年7月中國修訂《反間諜法》，擴大「間諜行為」的定義，居於中國的外國人如坐針氈。

駐中國日本大使垂秀夫即時向中方提抗議，該名外交官才獲釋放。佐藤更透露，「抓董鬱玉的事，連中國外交部也矇在鼓裏，證明國安權力正在提升，此案似乎要斬斷日領事與中國社會的一切連結。

日媒報導，10月國安在日本的金屬商社與中國共同開發稀有金屬的公司拘捕兩名中國籍員工。駐北京多年的日本記者佐藤（化名）向筆者指，在董鬱玉案之前，記者與外交官吃飯交流可謂工作上的日常，國安之舉無疑顛覆了「外交禮儀」，董鬱玉案之後在中國的外媒記者、中國知識份子也成為驚弓之鳥。

在是次事件，雖然沒有拘捕日本人，中日「共同開發」企業的員工安危也已亮起警號。據《NHK》4月報導，2014年實施《反間諜法》至今，共17名日本人被控《反間諜法》。目前因「間諜法」和「竊取國家機密罪」在華被囚的日本人，共有4人。目前董被控「間諜罪」，等候審判。有時，哪怕是一個小聚會，亦可能被説成泄漏國家機密的「間諜行為」。雖然日方多番提醒在中國的日企要提高警覺，但與日本人有關的間諜案仍沒有停止。

「間諜罪」的秘密檔案才一一揭盅。在芸芸「間諜」案中，2017年的「開發温泉」案被捕人數最多，「日本地下探查」與「大連和源温泉開發公司」在山東省與海南省共同開發温泉，2017年「日本地下探查」6名職員被捕，其後4人獲釋，最終2名負責人被控「間諜罪」，其中一人被判囚15年，是至今因「國家安全」罪判囚最重的日本人。

3月，日本製藥公司Astellas的50歲職員因涉「間諜罪」被捕，他被判12年有期徒刑，11月上訴被駁回。歪腦記者找到該名被捕的Astellas職員的朋友原智子（化名），原智子指這位朋友在中國廣結朋友，亦與駐中國日本領事友好，「他被拘捕之後，震驚中日交流界，跟他曾聯繫的人，至今都不敢去中國」。

日本外務省亦對日人在中國被抓的事件持續三緘其口，有些連被捕者的職業也沒有透露，極為神秘。Photo Credit: 每日新聞出版 而當駐華的日本記者在形形色色的採訪中獲取「中國情報」，他們就很有可能成為中共下個的「被間諜」目標。

在動輒得咎的日本記者眼中，一個又一個被押入牢獄的「日本間諜」，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國安權力無限膨脹的產物，一切的執法舉措令記者、中日文化交流者、與日本有聯繫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有了風雨欲來的感覺。被捕者董鬱玉曾在《紐約時報》寫時評文章，1989年曾支持天安門民主運動，然後回到黨媒的寫作崗位。」 斷絕「牆內」傳往日本的訊息，除了嚴控日本記者在國內的活動範圍，《反間諜法》也成為共產黨斬斷中日交流的工具。那17名日人為何被中國國安盯上？「日本間諜」有甚麼共同特質？中國共產黨在判罪書上如何描述日本的「間諜行為」？ 2022年，因「間諜罪」在牢中渡過四、五年的鈴木英司返日寫成《中國拘束2279日》一書，公開了當時的判罪書與拘捕經過，所謂「日本間諜」的輪廓漸漸浮上水面。

日人只要在中國蒙上「間諜罪」，恍如跌入黑洞。中日交流團體愈親中愈危險 在2016年至2018年是拘捕日本人的高峰期，文化交流者、商人、與中國共同開發的夥伴公司無一倖免。

伊藤忠的社長丹羽宇一郎在2010至2012年曾擔任駐華大使，與國企中國中信集團（CITIC）合作，曾自詡為日本「中國最強商社」，但最終也逃不過「間諜罪」。中國傳媒人與日本外交官用餐時被捕——「外交禮儀」被生硬打破 據《美國之音》報導，2022年2月21日，中國共產黨黨報《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董鬱玉在北京新僑飯店被捕。

隨着中方以「間諜罪」拘捕日人的案件上升，4月日本「安全保障貿易情報中心」（CISTEC）開始向其本國企業提示，中國的「國家安全觀」問題，除了外交資訊，與AI、半導體有關的企業要特別提防「中國情報問題」，學術界的論文交流與中共黨內資訊的傳播亦可能會觸犯《反間諜法》。鈴木英司認為，不論中方是安排「無間」諜戰，還是在中國安插的「秘密警察」，背後目的不過是徹底摧毀過去中日交流的模式，務求切斷任何「情報」流通的可能。

最新一宗日本間諜案，一名製藥公司職員被判囚12年。其中日本人尤其緊張，畢竟2015年起至今，已有17名日人被中國方面控以「間諜罪」或其他國安罪名。2018年，伊藤忠商事年約40歲的男職員因犯「間諜罪」被起訴，於2021年2月從廣州釋放有時，哪怕是一個小聚會，亦可能被説成泄漏國家機密的「間諜行為」。

目前董被控「間諜罪」，等候審判。2018年，伊藤忠商事年約40歲的男職員因犯「間諜罪」被起訴，於2021年2月從廣州釋放。

文：陳進源 2023年7月中國修訂《反間諜法》，擴大「間諜行為」的定義，居於中國的外國人如坐針氈。駐北京多年的日本記者佐藤（化名）向筆者指，在董鬱玉案之前，記者與外交官吃飯交流可謂工作上的日常，國安之舉無疑顛覆了「外交禮儀」，董鬱玉案之後在中國的外媒記者、中國知識份子也成為驚弓之鳥。

歪腦記者找到該名被捕的Astellas職員的朋友原智子（化名），原智子指這位朋友在中國廣結朋友，亦與駐中國日本領事友好，「他被拘捕之後，震驚中日交流界，跟他曾聯繫的人，至今都不敢去中國」。Photo Credit: 每日新聞出版 而當駐華的日本記者在形形色色的採訪中獲取「中國情報」，他們就很有可能成為中共下個的「被間諜」目標。